做学习的主动者,当有分享的阅读者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课程主讲教授张宇燕

时间:2018-05-30点击: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经济专题》课程主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张宇燕研究员,接受了我校学生的专访。他对同学们介绍了自己授课和担任本科生导师的感悟,并就同学们在社科大如何与导师相处、如何学习、如何做研究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记者:张老师您好,您是我校《世界经济专题》课程的主讲教授,您觉得,学习世界经济,对培养学生国际化视角和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有什么益处呢?

张宇燕:当今的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同时又是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非常高。你要理解这个世界,首先要明白,和平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经济联系起来的——通过贸易、投资、技术、人员的流动建立联系。而这些都是我们《世界经济专题》课程要介绍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对国际影响很大;反过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已经高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必须学会去理解这个世界、要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助力,就像习主席讲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利益出发,让世界人民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福利,让他们搭上中国发展的列车。习主席说过,“欢迎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经济。

讲授《世界经济专题》课程时,我虽然按照教科书的纲要来讲授,但是大家光学习课本知识是不够的,所以我在课上也进行了很多知识拓展。我们特别需要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对一些基本的现象进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我们自身。了解世界经济对理解其他学科也有很大的益处,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

记者:张老师,您知道我们社科大实行了“师徒制”的特殊人才培养模式,您也作为我们第一批学业导师,选择了自己的弟子,您在接触本科生弟子的过程中,觉得“师徒制”有什么优势?还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

张宇燕:我觉得师徒制是我们社科大非常独特的制度。让博士生导师们直接和本科生建立师徒关系,其他高校恐怕都没有我们这样便捷的实施条件。这个制度可以说是我们学校的一大创新,有它独特的意义。这个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根基于社科院和社科大之间紧密联系。我们社科院有专业研究人员有三千左右,其中大约60%都有高级职称,每位研究人员在他(她)所研究的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我们教师数量充足,而社科大是新办的学校,学生数量少,只有几百人。这样的师生比例意味着凭借我们的资源优势,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具有创新性的办学道路。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本科生“师徒制”很新鲜。通过和同学们的接触,我感觉社科大的本科生都很优秀。我以前没有带过本科生弟子,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我到这里来给同学们上课,课后就和你们一块儿在学生食堂拿个盆儿打饭,边吃边聊,这样相处挺好的。我作为老师,很乐意和学生呆在一块儿,和他们分享一些感受,问问他们最近读了什么书,给他们提点希望、督促指导他们读书。不但要“读”书,还得要会“说”。一坐下来我就问学生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感想,让他们自己先讲,然后我再简单做一些点评。我鼓励他们要“说出来”,要做“有分享的阅读”。我自己也做过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学生,能有这么一位长辈指导读书和思考,至少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从年龄上讲,我可能比你父亲的年龄还要大。你父亲今年多少岁?

记者:四十多。

张宇燕:我都快六十了!我比你的父辈们还要大。父辈的经历、阅历要比你们要丰富多,但是子女和父亲谈话,相比于学生和老师谈话,感觉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这个年龄对整个人生都很关键,这时候能够获得来自长辈的或导师的点拨或指导,即使只是某种参考性意见,比如读什么书、怎么样读书等等,也还是有意义的。

至于说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因人而异。普遍地来说,可能需要加强学生和导师之间的沟通,因为导师可能不全知道学生最需要哪种指导。你们要努力显示你们的偏好,也要多提问题,千万别不好意思!我不希望你们把见我当作一种负担——想着“好吧,我又得见导师”。信息沟通更加充分一些,实际上便会更好地提升导师的效率,让供给和需求更好地匹配。这一点很重要。

总的来说,哪怕一个学期就那么两三次的见面指导,也会是很有益的。我是希望由你们来多提问题,比如你上次表达的你对孔子观点的理解和我的理解就不一样,这就为我们进行讨论创造了条件。我觉得同学们每次提出问题,也都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有时也带来冲击。之前我问起一个同学,她说最近在读《极简宇宙史》。我一听就没法再评论了——因为这书我并没有看过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不行,我回去得马上看看这书,我学生看的书我没看过,有点惭愧啊!”我们老说“教学相长”,我觉得师徒制就是这样一种促进“教学相长”的模式。

记者:老师,我们了解到您毕业于北京大学,并曾经在马里兰大学访学。您能谈谈您觉得国际化教育为您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什么吗?

张宇燕:这个问题很好。在我看来,国际交流首先有助于视野的开阔,特别是能够更方便更广泛地接触国外文献。你会发现在学术氛围上国内外是有所差别的。我在国外访学期间的导师喜欢开书单,然后让我去读。我每月和他见一次面,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同他探讨读过的书。我会带着许多问题去问他,这样的阅读与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无论将来是否如果从事研究,学会有针对性地读文献都很有必要。

其次是国外大学教育非常注重培养“问题意识”,特别鼓励学生去提“好”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而努力。我的导师就曾对我说过:“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有趣的问题,但你不可能全部关注他们。因此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让你一想起来就心旌激荡的问题去研究。”

我去国外进修一个原因与我的专业有关。我研究国际问题,责任之一便是向决策部门或公众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国际交流为我近距离了解我国的主要博弈者提供了机会,特别是理解作为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要理解你的研究对象,你就需要了解他们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进而去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同时还要去了解不同大学或智库之间的互动,了解在他们的社会中何种思想是主流。这些都需要我们进入他们的体系中去观察和总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当然,“国际化”也不一定就要出国。社科大现在就有很多外教,大家可以多去交流接触。接触了,你们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总而言之,国际化教育能够开阔视野,丰富你思考问题的角度。

记者:张老师,您热爱读书是众所周知的,那么请问您的读书方法是怎样的?您对我们大学生有什么读书方面的建议吗?

张宇燕:首先我觉得同学们有必要秉持一个观念,就是读书不应该成为负担,而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要以自然的心态来对待阅读。

至于读书方法,首先是要带着问题去读书,特别是那些具体而深刻的问题。问题从哪里来?主要来源于你的好奇心,来源于你对世界的观察,同时也来源于你的阅读本身。当有问题时,阅读便成为一个探寻答案的过程,你也就会自觉地以批判和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解答或理论,并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猜想甚至命题。带着问题去阅读的另一个好处的提高阅读效率。

其次便是学会表达。当你在读书时看到好的想法或是好的表述方式,记住或让它们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表达出来,和别人分享。这一点我体会很深。我愿意教书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授课过程就是分享过程。你在与学生分享的同时也就在梳理你在阅读过程中接触到的知识与思想,进而把它们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我能记住许多书的重要内容的原因。分享可是“说”,也可以是“写”,比如做笔记。做笔记的过程就是梳理归纳的过程,就是消化吸收。在此我强烈建议同学们尝试去写书评。书评不仅要梳理阅读内容,还可以写出阅读感受,读多了写多了,你就能够触类旁通。比如一提到凯恩斯,你看你马上就想到熊彼特。和力求防范经济波动的凯恩斯不同,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水浴”,让人一时感到不舒服但却有益于健康。当你的阅读量扩展到一定限度后,你对世界的态度就会变得平和,就不会盲目地跟从某种观点。

最后,阅读要处理好广博和专精的关系。坦率讲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世间值得读的好书太多了,可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又都是有限的。我的处理办法是尽量两者兼顾,但又要有所侧重。我的主业是研究国际经济,阅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的书应属于分内之事,因为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之间盘根错节。书读到我这个年龄,你会发现专与精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几乎所有的领域之间都被某种纽带串联或缠绕在一起。仔细想想这也自然,因为不同的学科其实只是在以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工具观察和理解世界,而世界只有一个。

记者:老师,据我们所知您是一位充满生活情趣的学者,请问你是如何在进行繁重学术研究的同时仍旧坚持在生活中不断发现美与趣味的呢?

张宇燕:我并没有刻意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绝大多数社科院的同事一样,我的“工作”时间大体上被分为三大块,其一是做自己出于兴趣的研究,其二是做单位交办的研究,其三是做和上述两项研究无密切关系的研究或阅读,也就是读“闲书”。当然前两者占用了大部分工作时间。在我看来,做单位要求或交办的工作,那属于责任,是必须种好的“公田”;基于自我兴趣的研究属于“私田”,自然也要尽可能多产“粮食”。理想的状态是两块“田”完全重叠。在现实中,它们的重叠部分也是不小的,因为科研任务往往是和每个人的研究专长紧密挂钩的。换言之,所谓“思想之美”可能同时产生于“公田”和“私田”。如果非要排序,我觉得“公田”还是要先于“私田”的,尽管两者无法截然分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种好“公田”的前提是“私田”的质量或个人的研究能力。说到读“闲书”,对我而言那可是最轻松快乐的时光,眼下也是一种极为奢侈的享受。这也是我对退休后生活充满憧憬的主要原因。

我的工作时间还有一部分用于备课讲课,实在说不好该把它归入哪一“时间组”。我从2000年开始定期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课,至今已19年了,而且每个学年都来学校主讲一门课。讲课的一个好处是“迫使”你去不断学习,这有点像倒逼机制。在我的班上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一些学生每一个学年都来听你的课,一听两三年。这就要求你每次必须要讲一些新东西,要求你不断去学习去思考。与学生分享“思想之美”的过程,也是享受“思想之美”的过程。

记者:老师,我们发现您从工作开始就一直从事研究工作,而社科大的培养目标也侧重于研究方向。那么从您个人的经历出发,您认为在本科阶段应该做怎样的准备工作呢?

张宇燕:我在读本科时其实并没有对未来形成一个很明确的规划,而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或能做什么。这也是我大学毕业时没有急于工作而是去读研究生的基本原因。今天看来,当时推迟选择的选择还是对的。后来在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也就是从事和思想、文字有关的研究工作。

在我看来,本科生并不一定非要尽早确定自己的事业目标。可以把本科学习当作一个不断发现并锁定自己事业目标的过程。对本科生而言,大学阶段的变数很大,存在多种可能性。本科期间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习、阅读和思考上。比起我们,你们最大的优势是手里有大把的时间去阅读去交流,而且现在的学习条件比起我们上学时要好很多。至于将来做什么,我觉得倒在其次。不论是做研究,还是从事教学工作,抑或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企业工作,都可以,行行出状元。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能发挥出你自己潜能的、能够乐在其中的工作。在本科生阶段,努力目标之一是要减少目标选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遗憾。因而要尽可能地拓宽的知识面和提升认知水平,不断搜寻比较,最后锁定方向。你们年轻,时间是最大的资本,意味着你可以不断去经历、去尝试、去选择。

采访记者:张润泽 刘美琪 郭蔚霄 潘若瑶 孔大鹏

图文来源:张润泽 刘美琪 郭蔚霄 潘若瑶 孔大鹏

图文编辑:张润泽 朱昱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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